共同的距离

那个遭到枪击的少年,伤口距离心脏很近。再靠近一些分寸,他的心脏从此就镶着一颗子弹,即使手术可以拔除子弹,火器的幻影会留在心房,季节变换之际,他会心痛。

未被击中的话,所有恐惧、痛楚都是想像出来的吗?那幺几个月下来,我承受的苦楚又怎幺解释?十月一日,社区成为不是战场的战场,警察是不成人形的国家机器,我定居多年的地方,置于不是戒严的戒严令当中。那些人刻意让宣布、指称一种状态的事件缺席,不说而说间,永远要我们自我退缩,他们爱说「你心知肚明」。

那些指称与事实之间的距离,可耻而可怕。不要忘记这一年的十月一日,我提醒自己,不要忘记与记忆中全然愈走愈远的社区。以前我常到路德围消遣,有几个小学补习社结识的朋友,就读海坝街官立小学,也就是防暴警推进到最前的位置;至于我的小学外,是示威者一方的防线。上学时,我们在学校外排队等候,放学则聚在那条行人路聊天,或玩耍。小学生的校服,与那天马路上的黑衣人交叠一起,当小学生的幻影往福来邨方向走去,黑衣示威者往相反方向,向防暴警推进。他们举起伞,往往有一两个特别勇敢的人,走先于防线。我每每见到他们,就想起斗争和死亡。

我站在路德围,犹如置身两军对阵之间。很快,世界只余下枪声,和散落一地的红色百岁砖。催泪弹兀自在路面冒烟,砖头不知被抛掷到哪儿去,只传来撞击声,因此砖头飞起来的时候,就成为了幻影。记者和催泪弹、砖头共享着一种距离,虽然说採访是为了求真,与真相的距离却是很难保持。

那是两种在斗争的两种意志,琐罗亚斯德教的阿胡拉马兹达代表光明,阿里曼代表黑暗,善恶亘古对立。又说,火是阿胡拉创造的第一名儿子,象徵至善和正义。而我看见火魔法,内心的距离不免动摇,那是极其绝望又极其愤怒的人群,吐露出的心事。砖头与火,是示威者仅有的反击武器,记者置身其中,相机是唯一可倚仗的物事。都拍下来,都拍下来,慢慢内心杂乱的思绪,逐项消减,就只存在这一个想法。

一小队示威者从路德围的小巷走出,从侧翼攻击警察防线,剎那间,催泪弹大作,而我那一天下来,早已数不清发射了多少枚催泪弹。眼睛刺痛得几乎睁不开,我退往内街,无意识地大叫,以为这样做,可以缓减眼内的痛楚。看不见我光顾过的茶餐厅,看不见满街都是消费的人流的幻影,勉强看到,食店内有员工满怀忧愁的目光驻视外头,铁闸已準备重重落下。有些人从后巷步出,认得出几个记者,上前递了一支水。

有人把我拉到一旁,给我沖洗眼睛,树下我把背包、猪咀、眼罩和头盔脱下,眼罩是个老问题,眼睛为此无可避免承受刺痛。忽然想起,在金钟夏悫道,那几个急救员的眼罩,都受不住催泪烟。

——好似『谭仔大辣』,哈哈。

夏悫道上,急救员边笑着,边束紧眼罩,也就是试一试看有没有用,要是没用,他们也得继续留在现场。气氛紧张,水炮车发射水柱的时候,我跟随着那几个急救员,他们为退到后排的伤者急救。事实上急救员又不是示威者,但那些非常临场、近身的气息,或目击示威者的伤口,或站在示威群众之中,那次採访,我像是没有保持距离。

如是,我都在拍摄,当水炮车逐渐逼近,他们都高声叫喊撤退。记者和急救员都待示威者离开后,才慢慢离开夏悫道。当我经过警察总部后方时,一颗催泪弹就在两三步外的草地爆开。终于知道自己和示威者的距离有多近,和加身的暴力很近,又和施暴者的距离很远。我都不知道,是谁开枪打我,他知道我是谁吗?不会知道,而在开枪的人的心中,一群穿反光衣路过警总的人,是何种存在?

只是枪击可以打中的物体的存在吧?半秒之间,我和催泪弹的距离不变,身体不听使唤,意识一片空白,该伏下,还是马上跑过那个地方?不知道,那时才发现,手持相机,挂记者证的人,甚幺东西都没採访到,我和示威者无异,和急救员无异,和任何一个枪口下过日子的人无异。那支枪,枪口怕是仍冒着烟。

我的朋友,在连侬墙下被人斩伤。我的朋友,在油麻地採访时遇到警察开实弹。我的朋友,被捕后踢保了。我的朋友,在旺角採访时遇上高空掷物,头部缝针。我的朋友,有晚向我说起她本来的名字,还附带她的身份证号码。

跑到太古广场外的马路,我鬆了口气。

两星期后的十月一日,我知道大河道的另一端,有个中学生被枪打伤。那时我却和一些急救员躲在大厦门口,枪声不停,甚至有辆消防车驶入海坝街,消防员甫下车,数发催泪弹就往消防员招呼去。

那都是一种共同的距离,一种待久了就愈发绷紧和惊惧的距离。正如我想像不到我的好友,每次冲突现场都擕着相机往前冲,夜晚回家,不是失眠,就是作恶梦。

十月一日,将近十月二日,我也作了恶梦。梦中,我身处巴士内,明明该要到海边去,巴士却一直往山里走。到深山去,我决定下车,才知道山中没有巴士站牌,没有人和我下车,没有下一辆巴士抵站。阴郁的山林,夜幕比平日降临得更快,而我融入黑暗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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